读《明夷待访录》有感
在干部研究相关文献阅读过程中，越发感到明清学者对于政治制度、胥吏研究始终是一座高峰，一时兴起在图书馆借阅了黄宗羲和顾炎武的著作，尤其是顾炎武的天下君国利病书，神往已久。今天花了一些时间快速看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愧为梁启超、康有为所称赞的“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关于君主、臣子、律法、学校、士人的思考已经达到封建社会儒家学者自我反省的最高水平，甚至今天的政治和干部依然没有摆脱黄宗羲所批评的范畴。更让我确信一定要抽出时间对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尝试阅读，这些思想或许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
《原君》一章即回应“三代以下为何有乱无治”，矛头直指封建帝制。作为儒家学者，黄宗羲习惯性地将三代作为理想的参照系，但在论证过程中不理所当然地认为三代君主都是无私奉献的圣人品格。而是认为他们也有好逸恶劳的本性，所以对于君主这样“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的职位能避免就避免，在这个视角下，尧舜成为就位就离去之人，大禹成为当初不愿就位，而最后又不能离去之人。这样论证就是为了凸显后世君主把天下的利处都归自己，天下的害处都归他人，君主把天下视作自己的产业，后世的小人之儒还为其辩护什么“君臣父子”。黄宗羲尖锐地提出秦汉以降“君为民害”的观点，并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于是，深受专制主义和帝国思维的中国思想界，一条民贵君轻的思想脉络逐渐显现，自尧舜和孟子以降，一直到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才逐渐得到接续，又可悲的被埋藏在满清文字狱的风波当中不见天日，其间两千多年思想界愈加颓废，知识分子愈加猥琐，终为谭嗣同《仁学》所说“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自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后，两千年间竟无反思与发展，甚至在专制皇权下被删除，我国历来知识分子之软弱与攀附皇权，是有历史可观的。
《原臣》《置相》两章重申“天子一爵”的观点。我们脑海中的君为臣纲，乃至影视剧中的臣子形象，是两千多年封建帝制阉割的产物。汉代以前，“天子一爵”的观念深入人心，东汉《白虎通义》记载“天子者，爵也。”至少在当时，天子并不具有后世超然神圣性的角色，它只是一种人间的职位。在分封制下，天子与公侯伯子男的关系随职位依次递减，但在诸侯国内国君与卿、大夫、士的关系也随职位递减，天子并不与其他职位分开。后世君主的权力日渐集中，朝臣谄媚，天子的职位才开始没有与卿、大夫、士区分开，乃至彻底成为神秘学符号。君主的神圣与君权的集中使得相权被不断压制，黄宗羲认为君主和百官都是一起抱木头的人，一个人在前端起号子，一人在后端应和，他们都是共同治理天下之人，职分是同一的，只是有职位的高低区别而已。何为“大臣”？真正的大臣要以万民之忧乐为己任，出仕不是为了服侍君主，而是为了服务百姓。在君主的身边，总有些对君主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臣”，也有那些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愿与君主共存亡的“臣”，但前者只不过是宦官、宫妾，后者也只是君主的宠臣，他们的性质是封建君主的臣僚，是统治百姓的工具。真正的大臣一定是为百姓奔走服务的人。
《胥吏》一章则正中我干部研究的关切。对明清吏治败坏的反思已经持续数百年，自南北朝时期官吏分途开始，胥吏地位上低贱，也再无升迁的希望，反而在地方结成一股势力，事实上形成“无世袭之宰相，有世袭之胥吏”。胥吏的名称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有记载，“府”掌收藏，“史”掌文书，“胥”为管事，“徒”供驱役，府和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胥和徒则是具有强迫性质的徭役，他们共同构成了官署的基础运作单元。发展到明清时期，胥吏成为难以根除的弊病，按性质分为胥和吏，其中胥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相当于兼职办事的普通人员，吏则是官府中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经吏部注册，有一定的薪金和任期。胥在被官府驱使时又分成两种，一种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河工、纤夫，另一种是为官府跑腿。这样前者仍是普通百姓，后者却成为官府的走卒。尤其是宋代王安石变法把差役制改为雇役制，给官府的走卒一定的米粮待遇，它们渐渐成为职业役，作为官府的爪牙，背靠官府不顾惜百姓。黄宗羲针对性地希望恢复差役，因为差役始终是普通百姓，对百姓不会如雇役一样粗暴。在清末民国初年，正是这些胥吏作为官府向民间汲取赋税的重要手段，转型成杜赞奇所说的“营利型经纪”，对地方乡土社会产生严重破坏作用。
如今距《明夷待访录》成书已经360多年，中国历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政权建设重新改变了中国的治理格局，传统的治理陋习一扫而空，迎来了一个自由高效时期。但如果回顾黄宗羲在明末提出的那些教训，恐怕我们也不能做出一个有力的回应。
一是干部的自我矮化。今天中国政府以科层制作为组织逻辑，在严密高效的同时干部的精神气质逐渐萎缩，工作意义缺失。今天的干部队伍内产生了“官吏相对谱系”与地域性的“层级分流”，一个单位内上层的官与下层的吏对应，而在纵向层级内下级单位的官又成为上级单位眼中的吏。在中国官场“唯上”风气作用下，人人都变得“胥吏化”，不敢承担责任。而相对固定的天花板，又使得大量干部工作意愿弱化。满足于成为职业官僚，不仅抛却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也遗失了中国共产党员“使命政治”的色彩。另一方面，秘书型干部趋势愈演愈烈。从乡镇乃至各个层级，本土干部晋升岗位被上级外派的秘书、政工干部挤压。秘书型干部的特质使得干部队伍的同事关系变为“君臣关系”，领导喜欢任用“跟着”自己的干部，干部也对领导做出不遗余力的政治承诺，施政不是为了服务百姓，而要直接作用于帮助领导出政绩，这才是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
二是差役变雇役的村级行政化。国家政权建设正式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双轨政治格局，在费孝通眼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化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是两条并行高速公路，民国时期地方乡绅自治被破坏后，两车道变为一车道，国家治理过程便难免堵车。人民公社建立的互助组-生产队-合作社三级结构难以为继，在恢复乡镇建制后，国家权力开始退出乡村，恢复乡村自治的乡土惯性。乡村振兴以来，国家资源大量倾斜农村，以项目制逻辑运行的国家建设项目需要一个高效的村级行政组织进行协调，于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来倒逼村干部，如坐班制、考核制、积分制。尤其是坐班制制度的确立，在给与村干部财政报酬的同时，规定村干部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规范，这就是又一次的差役变雇役。村庄作为法定的基层自治单位，村干部通常是兼职性质的，代表村庄民意和诉求。现在政府在薪金和职责上重塑了村干部角色定位，无疑将村干部从村民中剥离出来，甚至在推动政策的过程中站在村民的对立面。这在一些地方已经引起了村庄的反弹，村庄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快速丧失，村级行政化的成效如何还需验证。